第二，一般的合意制度是指能够涵盖所有缔约方式的合意制度。

[85]又如在《洞穴奇案》中，不同的法官之所以对同一个案件展开了不同的推理论证、形成了不同的裁判结果，主要是因为他们各自对于自身司法职权及其运行方式、司法方法等的不同理解和定位，这最后又取决于他们各自所持有的对于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这个终极法理问题的立场、方法和回答。任何对于法理学的研究，首先要自觉和反思的前提性问题仍是法理学是什么，尤其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2]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应当具有灵活性，而不应过于僵化。[72]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因而方法决定视界，视界确定对象，进而开放出研究的相应具体问题。[100]这就是说，概念既具有描述现实的功能，也具有规范现实的功能。

另一方面，法理涵盖了表征法学历史演进规律、内在结构关系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法学之理。借由法理的问题化和概念化，法理学将其研究的中心主题聚焦于法理之上，更多的法理学问题将被开放出来，也有助于推动法理学转变成为真正的法理之学。这意味着，法教义学的规则也包含了其他判决可能性的普遍化与问题化，即出现在司法裁判程序中的诸项法律论证，并不仅仅是针对个案中的个人，也不仅仅是针对个案纠纷解决的妥适性，而是针对未来类似案件的适用。

例如，卜元石教授就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法院判决的不公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正当防卫制度本身以‘法无需向不法让步为基础，因而，它势必要求相应的裁判机制与法律系统重视法与不法之间的明确区分。三、从法律系统演化视角观察法教义学的制度环境与功能特征 从法律系统和法学演化的历史看，我们大致可以把法学研究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法学研究是一种司法裁判经验的粗略概括和总结。如此一来，一种特别的以教义学概念和命题的提炼与体系化为特征的同案同判的法教义学就从法律系统内部分化出来。

尽管这些工作仍然属于案例材料的粗加工，因此仅仅是第一层次的法学研究，但此类需求之旺盛与普遍存在客观上仍表明了司法实践对高质量本土化法教义学成果反哺司法审判实践的渴求。法教义学者强调法教义学研究材料的特定化，将研究材料严格限制在法规范的范围，而社科法学的研究者则反对此种材料的特定化，主张要将法规范之外的各种社会事实也都纳入法学研究的处理范围之内。

这大大限制了我国法律系统内部适当复杂性的建构。学艺不精说强调法律方法论的实战性运用。笔者称此种类型的法律个案分析为示范性的个案分析，即通过个案分析来展示法教义学方法的复杂精妙之处。显然，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要远超这个数字。

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除了提供相对严格的合法/非法的裁断之外，还承担维稳、教育、良知调节等其他各种功能，甚至这些功能的分量还大大超过提供合法性判断的功能时，该国法教义学的概念和命题的提炼与生产会比较发达与繁荣。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示范性地展示个案分析技巧的培训班和交流会是远远不够的。它之所以关涉到法教义学研究，并在法教义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性，乃是因为法教义学研究所观察的对象，即大量的司法案例是在此种法律适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我国的法律体系仍是一个低度教义学化体系。

然而，大量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已经揭示出，法教义学拥有丰富的工具和方法，做到戴着镣铐跳舞，既能够以法律的规范性为工作的前提，恪守法官必须受法律约束的法治准则，又能够尊重与关照个案事实的特殊性与不规则性，通过一种复杂的在规范与事实往返顾盼的工作过程，实现对复杂疑难案件的正当裁量。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几乎不见真正的疑难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更倾向于选择公布争议较少，实际上已经在实践中被接受甚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已经规定得比较清楚的案件。

法律系统通过对行为或事件合法性的判定，在现代社会中承担了稳定规范性预期的专门功能。同时，各种公开的学术研讨和许多学者私下的交流也都表明，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已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具体来说，这是指判决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法院跳脱法律系统本身为司法裁判所设置的轨道与界限，将裁判调解化，从而按照某种摆平理顺的原则和方法论处理案件，或许就在所难免。但大学里专业化的法教义学理论研究一般不从事此种案件素材的粗加工工作。由此可见，法教义学既提升了法的确定性，也增加了法的不确定性，因为法教义学总是能够预先为未来的个案裁判提供比实际需要的更多的可能性。例如，江苏省法院每年审结的案件数量在90万件以上。（本文注释与参考文献略） 进入专题： 法教义学 法律系统 。

无米之炊说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把探寻原因的目光放到了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生产的机制与制度性条件方面，而非仅仅希望凭借法教义学研究者群体单独的努力来扭转格局。当然，当此类经验性的法则不断地累积也不断地被使用与分析时，规则本身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问题也将会不断地被提出。

依照惯性原理，相同事实相同处理，往往不需要专门论证，因此论证的负担主要被转移到不同事实不同处理方面。而合格案例供应匮乏问题的解决，不能光从供应渠道建设的角度来着手，而应同时考虑合格案例之生产机制与标准的贯彻。

这些因素对法官日常工作的影响要远比法官的法教义学素养重要得多。如果高质量本土化的法教义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乃是对案例这种原材料的精加工过程，那么此种精加工过程必须以某种前期的对案例原材料的合格开采与粗加工为条件。

反过来说，大量高质量的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成果的涌现，如果有朝一日成为现实，那么其对整个中国法律体系的分出与自主性的实现，也是大有助益的。而学艺不精说对现代科研工作的认识和心态并没有随之更新，仍然停留在古老的个体户科研工作者经验之上。摘要：在当前中国法教义学研究中，关于法教义学是什么的抽象理论很发达，而实体性的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发展则很薄弱。一、引   言 法教义学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本是一个相当冷僻的概念。

法教义学研究者所展开的法社会学习惯调查式的案例整理工作的低效率，一方面意味着，法教义学既无必要也无精力和能力直接参与到此种案例原材料的开采与粗加工的工作，同时也意味着，此种案例原材料的开采与粗加工有着与案例原材料精加工不同的工艺要求。这既对中国的法教义学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赋予法学研究者以时代的伟大使命。

作为对案件素材的精加工过程和最终法教义学理论与学说体系的生产过程，独立的法教义学研究是在大学法学院产生之后才出现的。我们也可以将法教义学与医学进行类比，来观察法教义学与司法裁判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在整个法律系统内部所产生的分化与合作。

如果没有法教义学工作的补充，正义的标准就是空洞的。但现代工业大生产的经验是，许多产品的成功与失败，都不仅是某一道工序的贡献与责任。

例如，多数讨论都是围绕着法教义学是什么的问题展开的，往往着重于法学研究应该如何做，或者一种好的法学研究应该符合哪些特征等层面的论证。当法院不是将疑难案件看作法律发展和演化的资源与机遇而是看作避之唯恐不及的麻烦时，则法律系统的分出与法教义学的发展空间就是非常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学艺不精说与无米之炊说之间并非截然区分和非此即彼。在法官职业系统中，支配一个法官行为的主要因素，并非该法官个人知识水平的高低，而是法官职业系统中存在的诸多结构性因素。

中国的法教义学应该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贡献出大量高质量的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成果。这仅仅是我国司法实践根据个案需要规避甚至修改法律明文规定的一个例子。

持无米之炊说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之不彰的根本原因可能不在于研究者能力之不足，而是受到某种更根本的基本制度的制约。2014年围绕法教义学的几次专题研讨会，引起了法学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法教义学迅速成为中国法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题。

按照卢曼的观点，法律系统内部这三个层次的变化可能性，为法律系统提供了对环境复杂性变化做出不同反应的可能性。说我国现行刑法中正当防卫条款是一个沉睡条款或僵尸条款并不为过。